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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诞到让人震撼,幽默到让人落泪——关于话剧《大桥下》的对话

佛山市艺术创作院   2011年12月31日 5:56  

荒诞到让人震撼,幽默到让人落泪

——关于话剧《大桥下》的对话

杨凡周 尹洪波

2011年6月10日至12日,佛山第一部原创小剧场话剧《大桥下》在佛山“黑匣子”剧场举行首轮演出,作品强烈的社会批判精神和新颖的艺术表现方式引起社会广泛的关注。为此,剧评人杨凡周与该剧编剧尹洪波进行了对话。

杨凡周(以下简称杨):你以前一直写戏曲、影视作品,注重写人物、讲故事,给人的印象是人情练达,技巧娴熟。这次改写话剧,而且是充满生命激情和探索精神的小剧场话剧,显示出一种与年龄不相称的“愤青”色彩。在我的印象中,上世纪八十年代确实有不少戏剧家把戏剧创作作为一种崇高的事业追求并从中感受到自我生命价值,但自九十年代以来,戏剧家们更多受到创作机制尤其是评奖机制的影响,知识分子精神领路人的地位归于消解,获奖成了体制内戏剧家们实现自我价值的主要追求。像《大桥下》这样正视现实,直面人生,深刻表现出对于社会热点问题的理解和关切,显示出艺术家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深刻的人文情怀的作品实在久违了。

尹洪波(以下简称尹):的确,我以前的作品注重写人物、讲故事,而《大桥下》则注重社会批判,表现对弱势群体的同情与悲悯。我以前的创作比较注重故事,注重技巧,对名利也看得比较重一些。现在我明白了,囿于技巧的娴熟,名利的得失,作品永远上不了层次。嵇康跟随孙登求学三年,问老师对自己的看法,孙登始终不说话。嵇康临走之前,再次问道:老师没有什么话要对我说嘛?孙登问:你知道火吗?火一产生就有光,如若不晓得利用它的光芒,跟没有光没有什么区别;就如同人天生就有才华,却不懂得运用自己的才华,如此,跟没有才华一样。因此,想利用火光,必须有木柴,来保持火光的延续。想运用才华,就要了解外在的客观世界,才能保全自己。你才华高而见识少,很难在乱世保全自己。这个故事对我们搞编剧的很有启发。也许你很有编剧才华,很有技巧的“光”,但如果你不了解你所处的时代,你对社会没有独到的见解,没有“思想”的柴源,就很难写出传世之作。

我们常说知识分子是民族的良心,要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文章的取向和终极目的,是与道义有关系的。文章不能干预社会,就谈不上道义。干预社会,首先要爱社会。为什么自己有病自己首先知道?因为自己爱自己的身体。知识分子对社会也是这样,爱之深,求之苛。所谓“大道之学”,民胞物与,民生为本,文以载道,就是这个意思。也许,会有人认为“胆识”是个问题。其实,不是问题,用颤抖的手,是写不出来“传世之作”的。不论以为寒冷还是畏惧,颤抖的手都不适宜“文学创作”。所谓传世之作,也可以理解为是当世之作,警世之作,惊世之作。当世、警世、惊世,缺一不可。所以,对于真正的作家来说,胆识应该不是问题。

杨:你的话让我想起鲁迅先生的《关于知识阶级》,他认为真正的知识阶级“对社会永不会满意,所感受的永远是痛苦,所看到的永远是缺点,他们预备着将来的牺牲”。鲁迅这里“知识分子”的概念是有特定涵义的,除了“有知识有文化”外,还赋予了特定的精神人格。知识分子应该是独立的思考者和道义的承担者,有独立的人格,有社会参与意识,要体现公共良知。知识和文化不能只是一种个人取得物质实利的技艺、工具和手段,更是一种精神的力量,一个崇高的事业。我以前说过,你的粤剧作品《青青公主》中邝露身上就体现出一种接近近代意义的知识分子的重要特征,具体来讲,就是民本思想、独立人格、献身精神和对社会道义的担待。《大桥下》更明显表现了人文知识分子对弱势群体的悲悯,对社会肌瘤的愤激,对生命价值的感悟,倾注了艺术家生命激情和创造才能,这里我们看到了艺术家的独立思想、批判精神和艺术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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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桥下》剧照

尹:对,稻粱之谋,乃真正知识分子所不为也!我写《大桥下》,就是要用艺术的形式干预社会。编剧干预社会的武器是笔,以笔为针,以笔为旗杆。针,可以用来挑社会肌体里的刺儿、可以缝补社会阶层之间的裂隙、可以针灸社会的病灶;以笔为旗杆,思想就是飘扬的旗帜。一支笔能够站立,很多眼睛就能看到目标,很多灵魂就能找到标杆。这个作品原名《追债记》,本意就是替弱势群体“追债”,剧本说的也是弱势群体“追债”的故事。顺乎大自然规律,应该没有弱势群体。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虾米吃污泥,污泥埋葬大鱼,新的生命又以污泥为平台或者载体……相生相克,生生不息,是一条完整的生物链,每一个生命的个体,都是链条上的一个节点,只有貌似的强弱,没有绝对的强弱之说。但是,人类社会群体中反自然之道,却存在弱势群体——相对到绝对程度的弱势群体。本剧中的丑样子、葛光常乃至何菡萏都是。存在绝对弱势群体,是违背自然规律的。所以,绝对的弱势群体要追债。

杨:新时期以来广东小剧场戏剧似乎表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倾向,一种是以《故事新编》系列为代表,沿袭西方小剧场戏剧的反叛性和超前性,注重形式上的探索和实验,突破传统戏剧的规范;另一种是以《泥巴人》和《绿色的阳台》为代表,是“中国特色”的小剧场,即在小型剧场里演出的传统戏剧。真正能够兼顾小剧场戏剧先锋品质和中国观众接受能力的,我感觉只有《我爱莫扎特》和《大桥下》。《我爱莫扎特》的创作深受弗洛依德心理学尤其是其人格理论的影响,剧作家用弗洛依德人格结构理论和精神分析疗法,表现了少年时代的精神创伤对人格的影响和对社会的危害,表现了病态人格的矫正途径和过程。作者让人物在纵横交错的时空中自由出入,使故事情节相互呼应,相互影响;让人物在意识上相互暗示,相互交流,为观众提供了不同类型、不同层面的人格和心灵的交响乐,从而拓展了戏剧艺术表现人物精神世界的空间和深度,丰富了戏剧舞台的表现手法。比较而言,《大桥下》的创作更注意社会批判与艺术探索的结合,内容更趋于写实,有关于生命、诚实、爱情、尊严的思考,有较为鲜明的人物形象,有相对清晰的故事情节;同时又在艺术上突破常规,大胆探索,表现方式十分驳杂。三个演员分饰十几个角色,像“变脸”一样让人目不暇接,而“人狗互变”的情节尤其深刻地表现出人性的异化和人生的荒诞;放录像等方式的情景再现,让观众体会到与传统戏剧中“戏中戏”完全不同的情节组装与故事拼接的神奇与魅力;戏中的台词妙语联珠,机警犀利,充满悖论和反讽,还引入了配合网络达人音乐《忐忑》的辩论赛,让人心窍灵活,耳目一新;此外,作品中还运用了电视综艺节目常用的小品、魔术、歌舞等多种形式,让人不禁拍案称奇:戏剧原来可以这样演!

尹:艺术贵在创新,形式上的探索是必要的,我在这部戏里做了一些大胆实验;但同时也要贴近现实,关注人生,不能用花哨的形式上的实验代替深刻的思想内容,此外还要考虑观众的接受能力。我写剧本追求的艺术效果是引人入胜、感人至深、发人深省,我将之简称为“三人效果”。这是三个不同的层次,也是三个必有的要素:故事的结构、情感的宣叙、哲理的探讨都做到极尽能事。

杨:我注意到演出说明书上写了两句话:“荒诞到让人震撼,幽默到让人落泪”,我觉得这是对这部戏最贴切、最中肯的评价。叔本华说过,人生从整体看是悲剧,而从细节看则具有喜剧性质。人生如戏,戏如人生,《大桥下》正是这样的人生缩影,它在细节处理上追求喜剧效果,是荒诞的,幽默的,热闹的;但是在荒诞、幽默、热闹的外表下,却透出深深的悲凉与无奈。

尹:自我表扬一下,这是我自产自销的广告词。

杨:现在许多评论文章动不动就洋洋洒洒长篇大论,一套一套有关无关的理论堆在那里,但就是抓不住作品的特点,反倒不如这样的广告。钱钟书《围城》在《文艺复兴》上连载后的几十年里,大多数的评论都只注意到它的幽默、机智以及与此相关的技巧、手法,将它看作“一册高级趣味的消闲书”,或是将它看作“一部新《儒林外史》”,认为钱钟书写这部小说是为了嘲讽某些知识分子。倒是六十多年前一篇介绍《围城》的广告,认为它的“零星片断,充满了机智和幽默,而整篇小说的气氛却是悲凉而又愤郁。”寥寥数语,表现出这位不知名姓的广告作者对《围城》的深刻理解,它准确地概括了《围城》最基本的特征。你的广告词与它有异曲同工之妙,也把握住了《大桥下》创作的特点,就是外冷内热,外圆内方,特别善于正话反说,正戏反做,在嬉笑怒骂中表现人物的痛苦和挣扎,在荒诞不经中表现物质世界对人的压迫,表现人生的乖谬与人性的异化,充满了黑色幽默。

尹:艺术贵在含蓄,正话反说,正戏反做是一种办法。事实上,现在社会上处处都有正话反说,正戏反做的现象,比如:贪官在事发东窗前都慷慨激昂地宣称为人民服务、甘当人民公仆;将教育弄成生意的人高呼以人为本,以德育人;江湖庸医一本正经宣言病人就是上帝,救死扶伤;无良奸商信誓旦旦宣称守法经营,反馈社会云云,都是正话反说,都是正戏反做,我不过是向社会现实学习,用荒诞演绎真实,用搞笑表现悲怆,用轻松展示沉重。你刚才说戏里充满了黑色幽默,我追求的就是这种效果。现在真正的喜剧很少。娱乐至上,娱乐至死,究其实质是愚民。全民崇拜赵、春、阳,其实悲剧。真正的喜剧,是让人思索并在思索之后流泪的。可以简洁地说:喜剧是让人沉重思索的艺术。在这个剧的演出上,我支持布莱希特体系。

杨:我觉得喜剧可以有不同的风格,我们既需要让人沉重思索的喜剧,也需要让人轻松愉快的喜剧。这种对谐趣的追求体现了对普通观众审美需求的尊重,我认为也是需要的。

尹:我不反对具有大众文化娱乐精神的喜剧,但这样的喜剧也有格调高低之分。

杨:对,轻松的谐趣不是一味“莫喱头”的“搅笑”,这里有一个度的把握的问题,轻松过度成轻浮,滑稽过度成油滑,搅笑过度成闹剧。因此,我们既要尊重也应引导和提高观众的审美趣味,而不能为取悦观众赚取笑声而一味插科打诨,拼凑噱头。有的作品不着力刻画人物的喜剧性格和制造喜剧情景,而是追求外在形体、动作的滑稽,为笑笑而笑笑以迎合观众,但效果却往往事与愿违。

尹:不错,佛山话剧团以前主要演方言的市井风情喜剧,风格比较轻松。这次让他们演另一种风格的喜剧,有些难为他们了,不过他们还是表演得不错,现在看来,观众是认可的。目前《大桥下》已获邀参加北京国际青年戏剧节和广东省艺术节,我希望佛山能多出几部不同风格的小剧场戏剧,并逐步成为华南地区小剧场艺术中心,我觉得佛山有这个实力,也有这个必要,这对佛山城市文化建设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我刚刚杀青一部小剧场话剧《君子墟》,属于市井风情喜剧样式,风格比较轻松,但绝不是轻浮油滑的闹剧,一以贯之地追求“三人效果”,我觉得非常适合佛话演员的传统风格。

杨:佛山正在由制造业城市向现代都市转型。城市转型不仅仅是产业的升级换代,还应该形成与之相适应的现代都市文化形态。都市文化形态应该是开放的、包容的形态,既要有主旋律文化,又要有商业流行文化,还要有先锋实验文化,目前佛山还缺乏这种先锋实验文化。以前,我们的文化主要以本地市民和外来工为服务对象,产业的升级换代后,大量年轻白领涌入,就会出现先锋实验文化的需求。我相信《大桥下》的上演,将推动佛山实验艺术的发展,有助于改善和提升文化环境,形成多元、包容的现代城市文化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