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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讯丨《朝着梦想奔跑》出版,周崇贤用亲身经历书写佛山故事

佛山市艺术创作院   2020年07月17日 17:47  

今年是建党99周年,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打赢脱贫攻坚战收官之年,作为一名文艺工作者,最好的献礼就是写出好作品,讲好“中国故事”。近日,佛山市艺术创作院作家周崇贤创作的长篇纪实文学《朝着梦想奔跑》由团结出版社正式出版,该书是2019年度佛山市文艺精品扶持项目,作者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讲述了一个四川农民工寻梦、追梦、筑梦和圆梦的过程,是一个发生在普通人身上的实实在在的“中国梦”。

艺·讯丨《朝着梦想奔跑》出版,周崇贤用亲身经历书写佛山故事的图片 第1张

《朝着梦想奔跑》以改革开放时代为背景,取材于作者外出打工的经历:一个四川乡村少年,只读过初中,为了心中的梦想,15岁离开家乡外出打工,在贵阳、西昌、中山、佛山顺德、南海等地,一边打工一边努力学习,最后自学成才,成为记者,作家,被誉为中国“打工文学领军人物”,实现了一个打工仔的人生梦想。

市艺术创作院每年都开展以“四进”、“四写”为特点的“艺术在基层”活动,让广大艺术家深入基层一线,与火热的生活融为一体,发现美,创造美,讴歌美好新时代。周崇贤是从车间流水线一步一步走出来的作家,在佛山打工30多年,出版著作达30多部,可是说是“四进”、“四写”的坚定践行者,《朝着梦想奔跑》是其用亲身经历书写为“中国梦”而努力的佛山故事,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就激励了广东乃至全国千千万万外出打出的农民工,在打工群落中影响巨大而深远。

艺·讯丨《朝着梦想奔跑》出版,周崇贤用亲身经历书写佛山故事的图片 第2张

2020年6月,周崇贤做客“岭南范局”节目畅聊产业工人

《朝着梦想奔跑》中的主人公,通过自身努力改变命运的奋斗经历,折射出了中国改变开放的时代变迁,这不只是一个人的奋斗,而是一群人的奋斗,更是中国从艰难险阻中打拼崛起的真实写照……该书传递的奋斗精神,是制造业重镇佛山数百万工人推动“佛山制造”的力量,将激励更多的产业工人努力奋斗,形成推动社会发展的巨大动力。

 

前言

朝着梦想奔跑——一个农民工的奋斗史

所谓幸福,就是仰望星空,许自己一个未来。——题记引子:我心深处的佛山


每天早上醒来,我都会推开窗户,朝着海三西路大声问候:“佛山,早晨!”我讲的是粤语。我的粤语半咸不淡,这个不紧要,我相信佛山听得懂。毕竟,我们朝夕相处了20多年。……1990年,大年初一,一个叫均安的小镇,进入我的视野。再回首, 20多年的时光如水流逝。佛山已经成了我的全部,而远在四川的故乡,仅仅属于15岁之前的记忆。 不用说,顺德均安,是我命运的拐点,然而,几欲下笔时,却又不知从何说起。我知道,这是因为,我心深处的均安,那些掠过生命的痕迹…… A:均安大桥其实我是这样想的:只要在广州上了均安的车,只要在均安找到我姐,只要我姐夫能把我弄进顺德均安磁电厂打工,要不了几年,我就有钱建房子了,就有钱讨老婆了。其时是1989年,我19岁。 我在我19岁这年奔向广东,是有原因的。在四川一个叫西昌的地方,有一天,女朋友的父亲,把我带到一片菜地前,非常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崇贤,我老了,没能力了,这个房子,就要靠你们自己了。”我看见,那是一块长方形的菜地,不知何时种下的菜苗,长得蔫不拉叽,一如我到处流浪的生活。我可能都没听清楚就点了头。同时我也不清楚,我其实是以这种无声的方式,许下了一个男人的诺言。然后,我就朝着均安的方向,出发。 是的,我要去均安打工找钱,找到钱了,就回来建房子,紧接着,就把女朋友父亲的女儿娶过门,兑现男人的诺言。 汽车的方向,就是命运的方向。司机把车开进均安车站,时间指向中午一点。一个19岁的乡村少年,拖着一大袋行李,站在车站门口,四顾茫然。右边,是刚才汽车进站的方向,左边,有一座桥。我背着我的全部家当,向桥上走去。我不知道那就是均安大桥,也不知道,我的人生与命运,会在这里拐弯。我往桥上走。我想找一个叫百灵鞋厂的地方,那里,有我的三姐。我是投奔三姐来的,我必须尽快找到她。 可是,百灵鞋厂在哪? 我从桥这头走向那头,又从桥那头踅身回来。有几个姑娘从桥上过,其中之一,突然大声地喊谁,很熟悉的四川话,很亲切。就像是我姐,在喊我的小名。 我停住脚步,站在桥上。桥的这头,是过去,桥的那头,是未来。不知怎的,我突然感到,热辣辣的泪水,盈满了眼眶。 B:市井也许,均安大桥是我的命中注定。因为,我历经艰难,最终找到的工作,在百灵鞋厂的对岸。也就是说,我和我的亲人,隔着一条河。于是,均安大桥,成了我们血脉相连的纽带。 有时会有一个老头子,划着一只小艇,在百灵鞋厂门口的水面上,撒网,捞鱼。我没见过他一网下去的斩获,只是偶尔会见到,他与岸边的姑娘们,用广东普通话进行简单的调笑;又偶尔,会应了姑娘,划了木艇过来,载着她们,吱吱呀呀地,晃向对岸。 对岸有一个市场,市场上边是商场,各类生活所需品,极廉价的,都能找到。那些姑娘,有威利球厂的,还有顺成电饭锅厂的,更多,是百灵鞋厂的。她们极其有限的业余生活,以及青春时期的快乐,一多半,都耽搁在对岸的市场里了。如果从均安大桥上去市场,得绕上很长一段路。时尚的那些,会骑一辆来路不明的旧单车,哗哗哗地踩着,冲上鞋厂大门左边的小拱桥,刹车也不捏,直了冲下去,快到大桥底时,突然左拐,经过电影院,再猛力踩几脚,右拐,便上了大桥;更多的是走路的,靠着双腿,得走上20分钟。 走路本也没有什么,姑娘们最烦的,是路上的性搔扰。有时会在桥上,有时会在桥底,或是在桥面的两侧,隔着往来的车流,总会有不认得的男性,冲她们发出莫名热情的招呼:“靓女,打不打洞?”
是那种蹩脚的普通话,当地人自己叫“煲冬瓜”。刚开始姑娘们听不懂,只能从语气和表情上猜,很快就懂了,就会恶狠狠地还一个招呼:“打你妈的洞!”奇怪的是,然后并不是打架或骂仗,而是双方的一阵哈哈大笑。姑娘们笑着、骂着,跑远了去,而不大会“煲冬瓜”(普通话)的男子,则会在心满意足中,又大声地,对着空气,喊几嗓子。 C:磁电厂均安磁电厂,是顺德磁电集团的一部分。我干活的车间,叫湿压车间。在车间里,我亲眼看见老乡周知明,被机器压断了手指。奇怪的是,在记忆里,这惊悚的场景,并未留下多少痕迹,倒是冬春季节的寒冷,令我至今不忘。 那是两班倒,早上或下午,上班前,有一道工序,是必须做的——搓洗湿压用的毛毡垫子。工友们穿着脏乱差的工衣,蹲在车间水池边,吸着鼻子,哈着气,潦草地搓洗毛毡垫,然后用一根铁棍串起来,用于生产。 从1990年开始,我以一个四川民工的卑微与坚韧,在车间里,埋头苦干了两年多。手指冻得通红、开裂、缠满药用胶布;冷,像钢针刺进指尖;并且永远也洗不干净的指甲缝……所有这些,都已经成为过往,却清晰地记得,每一年,我都是先进工作者。 D:陆老师然后,我必须提及一个人,这个人就是陆世华先生。全集团的人,都尊敬地叫他陆老师。陆老师,据说曾经在学校教过书。当他发现邮局送来的稿费单,属于湿压车间的周姓打工仔,他决定为我创造一个机会。 于是,1992年,秋天。我经过均安大桥,向广州挺进。那是顺德文联和磁电集团共同出资,送我去省作协“作家班”进修的起点。一个四川农民的命运,从此拐弯。已经记不得我是走路去的车站,还是骑了单车去的?但我知道,一个企业出钱,送员工去进修与生产没有关系的文学创作,即便是在今天,也并不多见。陆老师以什么样的理由,说服了集团的陈总或何总,不得而知。我只是常想,而今已远在天国的陆老师,一定是希望我有所作为,希望我做一个好人。我要对得起他当年的给力。 2011年10月,在广东省委红棉厅,省委领导当着众多媒体和与会者,郑重、隆重地,把“广东省青年产业工人作家协会主席”的证书交到我手上。若是陆老师在天有灵,那一刻,我想,他也当是很欣慰的吧! E:四川一条街每年,我都会去几趟均安,有事或没事;找人,或不找人。即便只去中山公干,亦都是要刻意绕道过去的。而每一次,我都会从均安大桥过,拐下桥,沿着凫洲河,经百灵鞋厂门口,绕到后边的“四川街”。 是在寻找生命的印痕吗?也许是,也许又不是。有时妻子也在车上,她曾经也是这里的“百灵”,而今故地重游,免不了会有些淡淡的感伤,青春易逝啊,曾经的靓女,而今已是孩子的老娘了!至于百灵鞋厂,早已经没有了;当年的“百灵”们,也都四方八面地飞走了。也不知有谁,会像她一样,偶尔的,回来看上几眼。 还没到威利厂,有一个向右的路口,拐上去,就是我说的“四川街”了。那儿至今还住着我的堂弟、弟妹和侄子;还住着我的众多的老乡。他们,多是拿出工资的一部分,三百或二百,租一间古老到破败的村屋,体味着生活的粗糙与平淡。是的,平淡。我的老乡们,很多与我一样,当年青春蓬勃地来,一直干到而今的两鬓斑白。真的是几十年如一日啊!甚至于许多“川二代”,也都是在出租屋昏暗的光线下,降临人间。并且已经接过父辈的平淡,开始了他们的人生。 “四川街”有多长,我不清楚,只知道,那里,到处都是熟悉的乡音。从街的这头,走向街的那头,一路之上,看到的,听到的,即便是“哗哗哗”的麻将声,也都与四川有关。我的老乡们,他们漂在均安,却已经把均安当成故乡了。这儿有他们的父母,有他们的子女,有他们的亲人…… 我知道,只要有亲人的地方,就是我们叶落归根的故乡。

后记

后记:佛山,我的命中注定……

佛山与打工文学

对打工文学来讲,佛山无疑是一个奇怪的地方。

首先是《佛山文艺》,一本地市级的文学杂志,居然在月发行量上创造过百万奇迹。虽说俗世的烙铁在它额头上烫了一个“通俗文学”的标记,但这丝毫不影响上世纪九十年代的读者,争相为它掏钱买单(请注意,这些读者中,很大部分并非打工者)。于是,《佛山文艺》成了打工文学的开山鼻祖,后来,又成了打工文学作者心中的圣地。

其次是我——一个名叫周崇贤的四川农民,一个只读过初中的四川农民,一个为了把别人的女儿变成自己的老婆,梦想着打工攒钱建房子的四川农民,被命运扔到顺德均安(其时是1990年2月2日)后,竟然成了打工文学的急先锋,从此与之荣辱与共,从冬天到春天,数十年如一日地冷暧自知。

2013年,学者梁凤莲着手编撰一套佛山文化丛书,在一次研讨会上,有人就佛山“文化基因”,提了几个颇值得玩味的问题:

问题一:比之深圳,佛山算不上移民城市。可为什么偏偏是《佛山文艺》扛上了打工文学的大旗,并使之在上世纪九十年代迎风招展,猎猎有声?深圳也有一本《特区文学》啊,按理扛大旗的应当是它——天时地利人和嘛(深圳还有一本杂志叫《大鹏湾》,对打工文学的推动不遗余力,但其发行量和影响远不如《佛山文艺》)。

可以说,打工文学成就了《佛山文艺》,使之成了当时的佛山文化招牌,可是,又为什么大张旗鼓推动打工文学的(主要指政府主导的大型研讨会和人才培养力度),却是深圳?

问题二:为什么打工文学 “领军人物”(媒体语)周崇贤,会出在佛山,而不是出在深圳?(深圳的安子、张伟明、林坚,这些打工文学的先辈,起步较之周崇贤还早一些,也是很优秀的作家,为什么都未能像周崇贤那样“影响了那一代人(评论家语)”?

问题三:《佛山文艺》和周崇贤都在佛山,又为什么佛山不像深圳或者东莞那样,以政府的力量介入大力宣传和推广?为什么不珍惜或者说擦亮这块最具中国改革开放时代特色的文化品牌?

以上问题最后得出一个初步结论——佛山自明代以来就是“民间自治”,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连政府都没有(或者说不用),一切社会、经济等等保障地方正常运转的必须的秩序,都是靠草根力量自力更生、自觉维持。这个力量延续至今,就成了一种文化性格或者说文化基因。

这一文化基因给予佛山人的优点,就是实干,在各个领域不断地干出名堂;缺点是不善于总结(甚至根本不总结)。于是,再好的名堂都无法提升到理论高度,更无法集中火力,让某个东西闪闪发光。这种情况同时也体现在社会生活、生产的更多方面。

佛山不差钱,GDP不比深圳、东莞弱多少,但它要干的事太多,它一天到晚都在创新,一年到头都在大干快上,实在没那闲工夫去总结,去提升。

所以说,兴于佛山的打工文学在佛山悄无声息,却在深圳、东莞风声水起,是有它的内在逻辑的。

那些飘过佛山的打工作家

虽说打工文学在佛山悄无声息,但有几个打工作家却不能不提,一个是后来去了《江门文艺》并“官”至副社长的鄢文江(以下简称老鄢)。

我跟老鄢是老乡,他有一本书获过广东省鲁迅文艺奖,其中有一段这样写道:

“那是上个世纪90年代的第一个夏天,当时销售百万份的《佛山文艺》杂志,在我们这些打工文学爱好者的眼中,是非常神圣的。就在那年的六月份,这本杂志发表的小说《打工妹咏叹调》看得我们热血沸腾。那时,我还在顺德碧江一家制衣厂打工,厂里几百名工友,爱不爱好文学的人基本上都看过这部小说,仿佛一夜之间‘洛阳纸贵’,小镇里的书店书摊上的《佛山文艺》一扫而光。那个小镇,当时工厂还不多,算是偏僻落后的地方。

后来,周崇贤这个名字屡屡出现在《佛山文艺》上,篇篇文章都令人激动。于是,这个时代,这个时代的打工人因此而记住了周崇贤三个字。

后来,我辗转到了中山。当那些纯朴的工友得知我在写小说的时候,均不约而同地问我认不认识周崇贤。那时的中山,已形成了工业立市的格局,几十万外来打工人中,我们泸州地区的人就占了二十来万。我告诉他们周崇贤就是我们泸州人,个个都莫名其妙地兴奋不已。以至于后来凡是有周崇贤文章的杂志都去买回来看。当然,我也不例外,那段时间,我们都把《佛山文艺》当成宝贝来收藏,一年下来,厂里能收出几十套完整的杂志,有的人还不远万里搬运回家,一捆一捆的,很吃力地提着挤火车,挤长途客车,不惜交高额托运费。”

只是,最后老鄢投奔江门去了,并且在那里获得了他至今的最高文学荣誉——广东省鲁迅文艺奖

另一个是王世孝(也即是后来名震中国文坛的王十月),他也是从佛山辖下南海市南庄镇某工厂“离家出走”,投奔深圳而去的。

记得当时我还在南海日报编文学副刊,其中有一个版面叫“外来工”,特别受打工者欢迎,影响很大。有阵子,我隔天就会收到一个白色大信封,厚厚的,里边塞的稿件,都是圆珠笔抄正的方格稿子。字写得很漂亮,只是稿子行文老气横秋,不合用。于是就退稿,客气地说欢迎继续来搞。没想到此人真把客气话听进去了,锲而不舍地继续来搞,直到我一见那手漂亮的字就头疼,觉得对不起他。又于是,在接下来的不断退稿时,便好为人师地说兄弟你老这样投稿不是个事,你能不能如此这般写了再投过来?反正是一个编辑的语重心长。没几天,厚厚的白色信封又送到了我的案头,拆开一看,哈,真是聪明绝顶,一点就通,这回OK了!很快,稿子见报。

这个写一手靓字的作者叫王世孝,后来以“王十月”闻名全国。

一来二往就成了朋友,有一回,我还用我的摩托车载着他跑了几十公里,去黄岐探访一个叫陈双喜的打工作者,并且猫在他脏乱差的出租屋里,吃了一餐饭。什么味道记不得了,但肯定不如川菜馆。倒是记得那一路的奔波,王世孝牛高马大“吨位级”,搭他跑如此长途,对我这么个非专业摩的司机来说,还真有点考技术。

后来才知道王世孝发狠写稿,跟我有点关系,因为他老听工友说有个叫周崇贤的初中生,写小说发达了,从打工仔写成了编辑记者。他有点不信邪,他觉得“老周行,我也行”。于是他就投稿来了,最后还真成器了。呵呵,只是,他是去了深圳之后才成器的。如果留在佛山,谁知道呢。毕竟,之于文学,当年的佛山远不如深圳给力,无论是施展才华的平台,还是文学生长的土壤,都不在一个级别。

除了上述二位,还有一个写小说的黎志扬,才情胜我许多。我们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一同出道,先是早我一年被推荐入广东省作协文学讲习所进修,后来又走大运,到《佛山文艺》做编辑,可以说占尽天时地利,只是不知咋回事,后来他抛下小说画漫画去了,再后来更是杳无音信,最近才听他在三水一个寺庙里谋生,不知道是主持呢,还是沙弥。总之,这盏曾经在文学天空中闪亮过的灯火,最后不再闪光,而是选择了闪人。实在是可惜了他当年的一肚子才华。

佛山,我的命中注定?

都说世事造英雄,有时候真的觉得,冥冥之中,有一种神秘的力量,把我跟佛山紧紧地连在一起。我也曾经因为在顺德找不到出路,去了中山,并且华丽转身,完成了从农民工到记者的龙门鱼跃。可两年后,我又鬼使神差地转到了佛山市南海日报社。命也?运也?

2011年,我当选广东省青年产业工人作家协会主席,曾经给过我无限荣誉和力量的广州向我张开双臂——欢迎你!

可是,最后,我还是选择留在佛山。

佛山,难道真的是我的命中注定?

一晃,我在佛山已干了三十多年了。小日子也过得一天比一天滋润。回望曾经漂来漂去的苦日子,我的内心充满感恩。南方寻梦,还有更多的给我帮助和力量的师友,他们与生俱来的古道热肠,传承着南方的博爱、包容与大气。

是的,南方是包容的大气的。积分入户,在农民工招考公务员, “圆梦计划”,这些可都是为我们打工群体量身定做的;汪洋当省委书记的时候,还邀请产业工人代表看过电影、看过亚运呢!

也许是因了这南方的温情吧,我早已经把广东当作第二故乡了。我的父母和妻儿,都在这里;还有那些给我关爱和力量的人,他们都在这里。他们都是我最亲的人。他们,就是我热爱的,依恋着的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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