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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人丨刘凤阳:面对文学,背对文坛

佛山市艺术创作院   2020年04月28日 13:48  

刘凤阳:面对文学,背对文坛

作家:刘凤阳

主持人:朱郁文

艺·人丨刘凤阳:面对文学,背对文坛的图片 第1张

刘凤阳中短篇小说集《隔夜茶》

1993年 中国文学出版社

本访谈原载于《佛山文艺》2019年第9期“作家十二邀”专栏。《作家十二邀》每期选择一位作家,围绕写作与时代、地域之间的关系,作家的性别、职业、教育背景、成长经历对写作的影响,作家、编辑、读者之间的互动作用,写作过程中面临的困难、问题以及获得的经验等话题,探讨新时代作家的梦与惑。

 

写作重塑人生

朱郁文:可否谈一下你的文学创作道路?
刘凤阳:现在回想起来,和很多人一样,我的写作也是从阅读开始的——当阅读积累到一定量的时候,模仿的冲动、“创造”的冲动便萌发了。我在大学里读的是工科,但一到晚自习,在图书馆里读的都是文学类书籍。《约翰·克里斯朵夫》可以说是我的启蒙书;另外,张洁早期有一些不那么引人瞩目的短篇小说,如《未了录》《我不是个好孩子》《雨中》《山楂树下》等等,其中流露出的优雅、隽永和契诃夫式的“淡淡的哀伤”,不仅迥异于她自己那些获过各类大奖的作品,也迥异于文坛风习,这些作品当时读来是多么令人心醉!我其实是想说,即便现在读来,依然是那么令人心醉!而契诃夫则可以说是我一生的“枕边书”,每隔一段时间,我会从《契诃夫文集》里随便抽一本出来,随时读、随时续,有如接受命运的一种照拂、一种眷顾。我第一篇公开发表的小说是1984年第9期《长江文艺》发表的《只见树木,不见森林》,随后又在1985年第7期的《人民文学》发表了《绿林之野》,对我个人的创作来说是达到了一个小高潮,也坚定了我的写作之路。
朱郁文:写作对你的影响有哪些?
刘凤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写作重塑了我的人生。如果没有投身于写作,我的人生可能会是另一种面貌,包括职业、生活等等。多年以来,我可能为此放弃过一些所谓的机遇和机会,但我从来没有后悔过自己的选择。阅读和写作培植了我对“真、善、美”的敏感和认识,丰饶了我的人生,也藉此确立了自己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我将此视为我一生中巨大的荣幸和幸福。

触探人性的幽暗与矇昧地带


朱郁文:你作品最大的主题是“饮食男女”,尤其是进入婚姻中的男女,可能有些许的温暖,但总的基调是悲观的,因为里面更多的是出轨、背叛、猜忌、隔阂、冷漠、难言之隐等等。结局也往往以离婚收场,甚至付出生命为代价,让我们看到人在婚姻中的无聊、无助、压抑和荒谬状态。人之人之间(夫妻、恋人、父母与子女、兄弟姐妹、同事、朋友等等)没办法真正相互沟通和理解。读者由此会推测作者也许是一个对人类关系和命运比较悲观的人,你是这样一个人吗?你自己是怎么看待婚姻和爱情的?会不会考虑自己的作品对读者和受众的影响?
刘凤阳:也许,我在某种意义上是相对“悲观”的,但决不“厌世”(哈哈)。其实,在我看来,现代人不仅在婚姻中感觉到“无助、压抑和荒谬”,许多人在社会生活中都会强烈地产生这样的感受。当然,婚姻和爱情是人际关系中最重要最典型的关系,也最能体现和检视人性。相比之下,冷漠和自私是“原罪”,是常态;温暖反倒成了非常态、稀缺品。但我的原意不在于此。就像“审丑”也属于审美的范畴,对“压抑”的揭示也许可以达成另一种意义的宣泄和纾解;直面温暖之缺失,才更能彰显其珍贵。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何其难!有时候,越是亲近的人,越是缺乏理解和关怀,这已是一种时代症。此外,我的这种“态度”除了关乎世界观之外,还有一种因素,就是对我所信奉的美学原则的遵从:相对于正剧,我更尊崇喜剧那种适度的变形和夸张,那种“寓庄于谐”的效果。说到底,作家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他的美学观、小说观是无法割裂的。而读者,在很多时候几乎是一种“假想敌”般的存在,过于思虑读者的感受是一种虚妄,或者是一种自作多情。
朱郁文:除了家庭和婚姻内部的男女关系之外,你的作品很多涉及到既不是婚姻也不是恋爱关系的男女之间那种隐秘的、微妙的、难以言传的情感体验,像《寂静》中的胡玮玮与张寒、《九月荼》中的柯黛娃和余建国、《福禄考》中的范琳娜和符文标、《相思灰》中的许雅玟和老迈、《与归》中郑建鹏和孙惠苹、《到达》中的于广舜和方雁如、《纸上的月亮》中的吕松和丁湘、《沉默年代》里的俞维庸和陈虹、陈建民和松桃、《春天和》里的寇建洲和叶丽怡、《遗物》陈伟强和梁惠琦、《且拿甜点心来》中的吕禾和嫂子、《雾水桃花》中的吕松和阿达等等,让我们看到人与人,尤其是男女关系的复杂性,因为你很难用对与错、好与不好、该与不该去对这种关系进行评判。为什么会在作品中大量涉及这类情感?在你心里会怎样给它定位?
刘凤阳:近年有个词叫“暧昧”,其实,最能反映人情、人性复杂的一面,不是明确、固定的关系,比如夫妻、同事等等,恰恰是某种游移不决的、“暧昧”状态之下的关系。这样的微妙正是小说大展拳脚、体现“小说之所以为小说”的地方。“窗户纸”一旦捅破,“故事”就该结尾了。常言道“小说从新闻停止的地方开始”,大抵也是这个意思吧。人性中总有一些幽暗、蒙昧地带,无法言说,无法评判,更无法定论,说不清道不明、来无踪去无影,这种“无解”和不确定性、多义性,恰似我们的人生写照,是一个大特征。在我看来,小说之所以为小说的“意味”和“趣味”皆来自于此,也算是我对人性深度的探幽索微。我认为,这样的探索永无止境、常说常新。从技术上讲,设置一组富有张力和表现力、独特而又合理的人物关系,也是推进故事情节最有效的手法。

“移民”与“遗民”:书写新时代的零余者


朱郁文:从题材上来说,你的小说主要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以公司白领(或者叫城市中产阶级)为对象,比如《寂静》《暗尘渡》《九月荼》《福禄考》《相思灰》等,场景一般是办公室、酒店、高档公寓、咖啡馆、小轿车……;一类是以相对底层一些的人为对象(比如操着不同方言的外来工、留守儿童、普通小市民),包括“双桥镇”系列和其他一些小说,场景多是城乡结合部、城中村、出租屋、菜市场、网吧、工厂流水线、摩的……如《回南》《春天和》《鸟殇》《与归》《到达》《纸上的月亮》《沉默年代》等等。这应该跟你的人生经历有关,可否结合你自己的经验谈谈为什么钟情于这两类题材?以及如何艺术化地去处理真实与虚构、现实与文学的关系?
刘凤阳:其实这两类题材多有重合,我笔下的公司白领也都是外来人员、移民者,可以说是广义上的打工者。我之所以选择、钟情这两类题材,主要是因为我熟悉他们,理解他们的喜怒哀乐。小说固然是虚构的艺术,但其质地依然是写实的、及物的,甚至在本质上是自传式的。纵然天马行空,依然要回到坚实的大地上;哪怕是写科幻小说,也依然带着作者的气质情怀。我自己把笔下的人物归为两类:移民和遗民。前者强调的是外部特征,他们怀揣各种梦想、带着各种目的远离故土,在异乡打拼,获取了不同程度的成功。但是,正如一部电影里的台词所言:“你看那些上班族这样匆忙地奔向他们的目的地,却离自己越来越远了。”这令人深思,也成为我的小说里一个重要的命题,就是获得与失去。何为获得?何为失去?另一类可称作“遗民”,是那种执着于内心、沉溺于往昔,看起来和时代脱节、常常与现实格格不入的、失意或者可以称作失败的人,如《纸上的月亮》中的吕松、《春天和》里的寇建洲、《九月荼》里的余建国,他们是愚笨的、利己的,不乏小阴小坏,但本质上依然是善良的人。我把他们归为遭受“命运之劫”的人,也可以说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多余人”“畸零者”。往往在他们身上更能体现人生的复杂和丰富,也更能够实现小说的“完成度”。我理解的艺术真实,是对世界本质的发现和揭示,是对生活“可能性”的辨识和想象,所以,“现实”永远只能提供材料和血肉,一部作品的灵魂需要作家去唤醒——这正是“创造”的魅力所在。
朱郁文:当然除了上述两类,也有其他题材的,比如《舍友》是校园题材(但其实也是在讲女人讲情感)。比如《细雨梦回》算是乡土题材,虽然这类作品很少,但乡村底层人的命运在你笔下,读来也让人唏嘘不已,我不知道这篇小说是何时写的,现在你平时的写作还会涉及乡土题材吗?你认为自己更擅长哪一类题材?
刘凤阳:我是一个缺乏“题材意识”的人,说得好听一点是“我手写我心”,听凭自己的内心感受;说得不好听就是缺少经营能力。《细雨梦回》写得很早,初稿是1990年左右完成的,当时还是手写的,写完之后一直不太满意,直到前些年翻出手稿,输进电脑时结构、人物和情节都做了全盘修改,2014年才正式发表出来。小说的故事来自我童年时的一段经历,写的时候倒真没有明确意识到“乡土题材”什么的。一个写作者可用的材料总是有限的,某种时候、在不经意间,总会从记忆中打捞起一些东西,至于能不能写成,简直就是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舍友》的成稿过程也差不多。我是恢复高考的第二年考上大学的,就是俗称“七八级”的那一届大学生,我们的校园生活真是不一样!这其实是我个人最重要的题材领域之一、是另一座“富矿”,当然不限于校园,还有那一代人毕业后数十年的人生经历,更多的故事我会写进我计划中的一部长篇小说中。

走出“地域性”的误区


朱郁文:你写的很多故事都发生在一个叫“双桥镇”的地方,这个地方有原型吗?有没有想过通过小说将之建构成自己的文学地标?就像马尔克斯笔下的马贡多、沈从文笔下的湘西、鲁迅笔下的鲁镇。
刘凤阳:建构自己的文学地标,哪怕是一块“邮票大小的地方”,也可能是每一个写作者的梦想。“双桥镇”的确是我有意识地虚构的一个南方小镇,也曾在《春天和》《与归》等篇章中着意勾勒、描摹过其地理面貌,但到目前为止,我笔下的“双桥镇”还只是一个背景和环境,也就是说,还只是小说的“物质部分”,还需要对这片土地做精神气质方面的汲取、开掘和拓展,无论从数量还和厚度上也都还远远不够,这应该是我下一步继续努力的一个目标。
朱郁文:其实你的很多小说地域性并不明显,尤其是以城市白领为描写对象的那一类,可能在一二线城市都很常见。但是有些作品还是有很强的地方色彩,比如“双桥镇”系列,举例说,在《回南》这一篇中,题目本身就很有“广东味”,里面还有不少方言(白话),像死八婆、捞妹、关你乜事、拍拖、靓女、老姑婆、老火靓汤等,除此之外还有两处我看了之后,很有共鸣——
一处是:双桥镇虽然已经被“工业化”了,却还保留着很多“迷信”色彩的习俗,或者有可以说,是保留了许多“传统文化”。比如,家家的大门前都装有一个小香炉,日常也都是香烟缭绕,楼道里永远都弥漫着一股怪异的气味。他们的客厅里有一排矮柜,矮柜上就敬着一尊观音,一只铁皮饼干盒子里还盛着房东留下的、厚厚的一层香灰。
一处是:一个挽着裤腿、穿着拖鞋的男人站在铁栅门外,嘴里叼着一根牙签。我想稍微有点广东生活阅历的人看到这两处一定会心领神会。能感觉到南粤生活对你的浸润还是蛮深的,你能结合对老家(鄂西北)的感受谈谈对目前生活的南粤的感受吗?从写作的角度来分析,哪一个地方的生活对你的写作影响更大?
刘凤阳:写作《回南》的时候,我刚刚来到广东,对所有新的“词”和“物”都有一种特殊的敏感和热衷。越到后来,我在小说中对“白话”的运用越谨慎。看起来,我是一个口语能力比较差的人,因为,非常遗憾,我至今还不会讲粤语。所以如果单从文字上看,我的语言习惯仍然是鄂西北的,思维方式却在不知不觉中潜移默化,带上了浓重的南粤风。这体现在,我的语言节奏加快了,我的文字开始追求一种更为简洁、更为口语化的方式。
朱郁文:肖涛博士在《另异南方的神思》一文中其实讲的是你小说的地域性氛围,你觉得自己的写作地域性明显吗?有没有刻意追求一种地域性?你觉得地域性对一个作家是否重要?
刘凤阳:确实,肖涛博士评价我谈到的“地域性”更多的应是指一种氛围。在写作中,我并没有刻意去强调地域性。在我看来,营造一种文字的氛围、在文字中渲染出一种特别的气息,远比展示所谓的地域色彩更重要,也更难。很多人常常夸大了地域性的价值和作用,什么是“地域性”?一个故事的发生地,它的环境、地貌、风土人情,本来就是“硬件”之一,有必要交代清楚,是题中应有之义。如果地域性指的是民俗色彩,就更不应该过于倚仗了。我总觉得对地域性的过分强调有“招徕”之嫌,属“一招鲜、吃遍天”的小伎俩,纯粹的艺术家绝对不会对此津津乐道。这和前面我们谈到的构建“文学地标”是两码事。文学地标是个人化、创造性的,而地域性是公共资源。

写什么与怎么写:“内容”诚可贵,“形式”贵更高


朱郁文:你的小说应该说都是有故事的,但又不仅仅是在讲故事,往往传递着一种暧昧不清的阴郁气质(尤其是像《带巴儿狗的女人》《穿雨鞋的人》《雾水桃花》这样的),你觉得小说是讲故事更重要,还是传达一种感觉和氛围更重要?你自己比较倾向于走哪一个路子?或者换一种问法,对你来说,写什么与怎么写哪一个更重要?
刘凤阳:我曾经迷恋过先锋文学的一些主张,比如“三无小说”(无故事、无主题、无人物),比如零度叙事等等。有段时间“意识流”非常时髦,就是故意把故事掰碎、把时序打乱,甚至以晦涩深奥,“让人看不懂”为荣。新的、怪的东西对年轻人总是有诱惑力的。我那时也未能免俗,热衷于追随各种潮流和流派。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我自然会觉得感觉和氛围、“怎样写”高于一切。诗人们宣称:诗歌到语言为止,那么小说也一样,要让读者“参与进来”——实际上就是和读者玩躲猫猫。风息浪止、尘埃落定之后,文学重归写实主义。现在回想起来,那个阶段虽然有些幼稚,但对我来说是一个大有裨益的、积累学识、磨砺技艺的阶段,因为尝试过一些“花样”,训练了我的叙事能力和结构技巧。现在,如果你问我写什么与怎么写哪一个更重要,我的回答是——就像张爱玲举的那个例子:老师在课堂上说,一篇文章,开头非常非常重要。学生问,中间呢?老师答,中间也很重要。那么结尾呢?结尾也千万不可大意,也是很重要的。哈哈。很多时候,写什么和怎样写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一个完美的故事一定会找到一个完美的表现方式。
朱郁文:从你发给我的作品来看,你不是一个太喜欢变换风格的作家。之所以有这样的感觉,是因为在你的很多作品里,我看到相似的人、相似的故事、相似的人生状态和精神处境(比如公司白领的隐秘情感、已婚男女的婚变和彼此消耗等)。这样的作品写多了会给人模式化的感觉?你认同吗?你如何看待作家是否应该保持自己的风格?
刘凤阳:我发给你的作品基本上是来到广东之后写的,早期的作品收在我1993年出版的小说集《隔夜茶》里,那时候出的书都没有电子版,所以没办法发给你。我其实也经历过很多变化,我自己把写作分为几个阶段:初学者的“纯情”阶段、磨砺技艺的先锋阶段和目前的尊崇“写实主义”的阶段。写作者都有一种天然的“顽童心理”,很难想象一个风格始终保持不变的作家如何能够坚持下去。文章是寂寞之道,求新求变是一种内驱力,当然,风格的稳定和变化是相对的。换句话说,“风格”就是用来打破的。你之所以看到“相似的人、相似的故事、相似的人生状态和精神处境”,可能是因为你看到的那一组中篇,我本身是当作一个系列来处理的,各篇相对独立又彼此关联,有几个主要人物贯穿始终、在不同的篇目里都会出现。
朱郁文:《绿林之野》写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城市文明对乡土社会的影响,一个少女的心理变化,让我想到同时期的一些小说(比如《哦,香雪》),当时创作这篇小说是受别的作家启发还是内心深处有感而发?对城市文明、乡土文明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现在的认知跟当初还一样吗?
刘凤阳:《绿林之野》是1985年初写的。我异常清楚地记得,对我写这篇小说产生最直接影响和启发的是张承志的《北方的河》。故事来自于我的亲身体验,小说里那一群实习的大学生就是我的同班同学。从一个县城小旅馆女服务员的角度,来打量一群当时的所谓“天之骄子”。她在倾慕中还带了一点批评的眼光来打量他们,这个构思还是比较新颖独特的。我当时想表现的是,处境差异的人们相互交往所能达到的程度和限度。其中的一个细节到现在我也还满意:女大学生在实习期间回校时,主动提出帮那个女服务员“代购”一本书,结果却根本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令卑微的女服务员感动不已的“友情”,在清高的女大学生这里不过是一句随口说说的、轻飘飘的客气话。
朱郁文:《鸟殇》这篇小说的叙述我注意到一个细节,就是叙述的循环(男孩玉新被小伙伴喊着去网吧,每次对话都差不多,大概重复了有三四次),(不知道为什么让我想到一部电影《罗拉快跑》),这样的构思是有意为之吧?是在暗示和强调什么吗?
刘凤阳:对。“留守儿童”这个题材很多人写过,题材本身并不能吸引我,让我产生写作冲动的是这篇小说的结构。有时候,对先锋小说曾经的热爱和操练,像人身上的一道疤痕,时不时会“发痒”,不知不觉就会尝试一下那种写法。在这篇小说里我用了一个叙述圈套,男孩玉新几次离家外出都用了同样的文字,就好像“鬼打墙”那样在不停地兜圈子,最终形成一个闭环,每一圈都是对上一圈的消解,可以说重复发生,也可以说完全没有发生。我希望用这样的结构来强化内容:用一个鬼打墙的形式写一个小孩被大货车撞死的故事,希望在不动声色中达到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效果,强化悲剧色彩。当然这种尝试不一定成功,但写起来比平铺直叙的手法过瘾很多。《罗拉快跑》采用的也是一种开放式结构,令人印象深刻。在这种情况下,形式往往等同于内容,形式作用于、进入了内容。
朱郁文:《带巴儿狗的女人》这篇的小说的叙事有点别样,小说开头还引了博尔赫斯一段话:“我的故事将会忠实于现实,或者,无论如何,忠实于我个人对现实的记忆,实际上这两者是同一回事。”这篇小说以第一人称叙述,偶尔还穿插一些“我”如何讲述这篇小说的文字,比如“但是,我仍然不知道她的名字。在这篇小说中,我将称她为安娜。安娜·塞尔盖叶夫娜是契诃夫的小说《带巴儿狗的女人》中女主人公的姓名。”“我继续沉浸在对安娜的虚构中。”“在我的虚构中,我终于获得了和安娜进一步接近的机会(不是在停车场,不是作为她的一个存车客户)。我们谈了很多、很多,‘我知道你注意了我许久……但是你根本无法真正了解我,迄今为止,你对我所做的那些想象和虚构,都是最一般性的想象和虚构:和所有那些自以为是的写作者一样,你所关注的只是夸张、虚拟甚至……歪曲,却从来做不到感同身受。你着迷于你的虚构,这真让人愤怒。告诉你吧,没有人能够真正理解我……’”安娜沉思着,坚决地说。)另外一篇小说《到净水胡同见黄伟》也有类似的叙事(“现在,我终于要来对我的这篇小说的题目作一个交代了……”)为什么用这种带有“元小说/元叙述”特点的方式叙述?后面这段话是不是也隐藏着你对写作(者)的看法(即便是对于自己创造的人物,作家也未必真正了解)?如果是,可否具体阐述一下这种看法?
刘凤阳:《带巴儿狗的女人》和《到净水胡同见黄伟》两篇都是2000年前写的,其时我对先锋小说的热度尚未减退,经常会作一些尝试,类似于在《带巴儿狗的女人》所做的那样,不仅作者动辄跳将出来,作一番“夫子自道”,作品里的人物也会跳出来和作者“对话”,商讨小说应该怎么往下写、故事怎样往下编,我认为这些都是有益的尝试。“元小说”这样的写法的确非常迷人,就像惠特曼一首诗“我在梦里梦见”——我在梦里梦见自己在做梦——这种双重的、多重的魅惑。这种反差,这种文本的缠绕与消解,我至今仍然十分迷醉。先锋小说,或者叫“现代派小说”,对我们那一代的影响是深远的、不可忘怀的。它“解放”的不仅是一种技术,更是对灵魂的丰富。虽然我现在完全臣服于写实主义、自觉自愿地归于它的麾下,但我始终感怀、感谢曾经经历过的那个阶段,那种对小说形式、手法做过的探索。可以说,真正的先锋一直都在,“探索”从未停止。现在,只是希望自己能够在更“内化”、更不着痕迹、更契合于内容的基础上进行尝试和探索。
朱郁文:《暗尘渡》几次提到陈冲,为什么会将这个现实中的明星放进去?
刘凤阳:陈冲可能是很多六零后的偶像,《暗尘渡》里的人物本身也是六零后,拿这个现实中的明星“说事”,在我看来非常契合,也比较准确到位。
朱郁文:《寂静》女主人公得了一种“应急性焦虑症”,害怕听到声音,尤其是人声。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构思?我个人推测你应该是一个不喜欢喧嚣和热闹的人,不知道对不对?
刘凤阳:还是来自于对生活的认识和发现吧。“应急性焦虑症”应该也是一种现代病、“富贵病”。一方面,我们的资讯从文字到图像再到声音,越来越发达,越来越便利;另一方面,无效的、强加于人的、垃圾式的“声音产品”充斥着我们的听觉。再有,人们越是渴望交流,越是提防自己真情流露、授人以柄,因而变得惜墨如金。这样的结果必然会对视听中的“听”带来一种伤害。罹患“应急性焦虑症”的人不在少数,只是有些人并不自知罢了。这是我写《寂静》的初衷。
朱郁文:你的很多小说主人公的名字是一样的,比如汤小汤、李国泰、韩小东、吕松等(当然,也有很多是不同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设置?有什么特别的用意吗?
刘凤阳:给小说的人物取名字,是作家一个不大不小的难题,甚至是一个困扰。契诃夫也说过,见到一个独特的人名,要随时记下来。人物名字又不能“图解”,又要接地气,找一个和人物性格经历都贴切的名字,常常颇费周折。一部小说里重复出现最多的字可能就是人物姓名了,手写的年代,为了省事,我专找笔画相对少的姓,如吕、丁等等。有一种观点,人名不过就是一个符号,有人干脆就用字母甚至数字来代替。既然如此,我不必费事取名字,重复使用就好了。吕松、汤小汤分别在我的好几篇小说里出现过,他们是完全不同的人。李国泰这个名字不同,他在我的那个系列中篇里多次出现,是同一个人物。当然,如果能够想到一个合适的人物姓名最好,比如《九月荼》中的“柯黛娃”,这个名字就是我想要的,姓名本身就含有“故事”的那种。
朱郁文:你不太喜欢给小说取长的标题,好几篇都是三个字,有些题目跟小说内容并无直接的关联,比如“九月荼”“福禄考”“春天和”等,在取名字的时候是如何考虑的?
刘凤阳:我其实也用过一些长标题,哈哈,《到净水胡同见黄伟》,我还写过一个短篇《为了您和他人的幸福》,够长的吧?但我确实更喜欢短标题,短篇小说用两个字,中篇小说用三个字,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想法。我不喜欢概括性的标题,我喜欢在标题和题旨之间留一些反差、留一些空白,或者“化用”——把一个俗常的词激活,希望给人的感觉是含蓄的、朦胧的、多义的。雷蒙德·卡佛是个喜欢用长标题的人,他的标题常常是一个主谓宾完整的陈述句,比如《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你在圣·弗朗西斯科做什么》,这些标题新颖别致,呈现出他独有的态度和趣味,真是自带光环。当他在小资中走红的那些年,一时间,长标题铺天盖地,但说实话,绝大部分长标题都是等而下之、弄巧成拙的,一不小心就把自己弄成“知音体”了。
朱郁文:《相思灰》这篇小说中有个情节,主人公许雅玟发现一个打工仔在工作场所抽烟而批评并处罚他,后来还被这个打工仔泼大粪。这个情节的设置有没有特别的用意?还是只是让“剧情”有个起伏?
刘凤阳:这是我的小说里不多见的、有戏剧性色彩的情节。所谓“风起于青萍之末,浪成于微澜之间”,有时候,人在不经意间的一个小小的举动,会引起连锁反应,被一步步放大,甚至会造成小说中许雅玟和打工仔之间那种阶层冲突,其“可写性”之处在于,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正确的、可以被原谅的,但从正确的出发点抵达的却是一个错误。我偏爱这种天然带有跌宕感、内涵丰富、富有穿透力、具备“可写性”的情节和细节。
朱郁文:你喜欢“混圈子”吗?你对当下文坛现状怎么看?
刘凤阳:我其实并不特别抵触“圈子”,年轻时也曾有过自己的圈子,也常有“惊倒邻墙,推倒胡床”之举。几个志趣相投的朋友聚在一起,相互学习,相互“挑刺”,有“头脑风暴”的作用,又能在漫漫的写作长旅中相互激励,其实是一件非常可贵的事情。但现在的“混圈子”又不一样了,有一点“赶场子”的感觉吧。我觉得混圈子需要两个条件,一个是有兴致、天生爱热闹;还得有能力,就是会交际,“长袖善舞”那种。每个人的情况不同,只要自己觉得合适就好。我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宅男”,不太了解文坛的现状。不过,有句话我觉得说得很好:面对文学,背对文坛。现代化的沟通交流工具把人们的距离拉得够近了,我已经很知足。
朱郁文:你也写过不少评论对吧?你会不会经常以评论的眼光去审视自己的作品?是否有志于成为创作和评论兼工的作家?
刘凤阳:我写过一些评论,不过我更多的是从一个作者的角度,对作品做文本细读和文本分析,缺少体系和方法论,和你这样科班出身的专业评论家不能比。任何一个写作者都难免会以一个评论者,或者倒不如说是以一个读者的眼光,一次次地审视自己的作品,有时得意,更多的时候是不满和沮丧。也许只有不满和沮丧,才有动力和兴趣写“下一部”。我看到很多非常优秀的“创作和评论兼工”的作家,包括大师级的纳博科夫、米兰·昆德拉,但他们在本质上依然是作家而非评论家,因为,他们最令人动容的永远是感性的那一面。
朱郁文:对你来说,在写作上面临的最大障碍和困惑是什么?如何处理这种障碍和困惑?
刘凤阳:一个忠实于内心的人,写作面临的最大障碍和困惑永远来自内部,那就是如何保持和提升自己的创造力,保持对写作的热忱,保持一颗童真之心。

作家简介

艺·人丨刘凤阳:面对文学,背对文坛的图片 第2张刘凤阳1963年6月生于湖北丹江口市,15岁考入武汉科技大学,1982年毕业并获学士学位。1996年加入湖北省作家协会,2000年转入广东省作家协会。曾任职东风汽车公司。1984年起在《人民文学》《大家》《长江文艺》《芙蓉》《山花》《清明》《广州文艺》《星火》及《文艺报》等报刊发表小说、评论等。出版有中短篇小说集《隔夜茶》《细雨梦回》等。现居广东顺德。

主持人简介

艺·人丨刘凤阳:面对文学,背对文坛的图片 第3张朱郁文文学博士。佛山市艺术创作院文化与文艺理论研究部主任,《佛山艺文志》编辑,佛山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

 

 

来源丨佛山文艺、佛山市艺术创作院

整理丨佛山市艺术创作院编辑组